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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神》迈向40亿!社会写实片突然能打了?

时间: 2018-07-13 11:25:47 | 来源: 新浪娱乐 | 阅读:

摘要: 社会写实片除了能够拿奖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商业化的可能性。

文/新浪专栏 水煮娱 影视独舌 杨文山

不出意外,电影《我不是药神》(后文简称《药神》)的票房成绩会在今日突破20亿大关,要知道这部电影上映才不过8天。《药神》能否打破《战狼2》(56.8亿)的国产电影票房纪录还有待观察,但它取代亚军选手《红海行动》(36.4亿)的地位应该没有问题。

从市场表现来看,《药神》上映首周表现十分抢眼。国内方面,它在暑期档电影中一枝独秀,将“革新中国电影工业”的惊喜之作《动物世界》挤压到快没有生存空 间,一匹票房“黑马”紧急刹车。起初,《动物世界》被视为中国类型片的创新,视效升级不亚于好莱坞。上映两周,《动物世界》票房4.6亿,目测难有大作 为。

放到国际市场上横向比较,《药神》首周票房13.32亿元,约合2.015亿美元,成为上周全球单周票房冠军。排在第二位的是漫威作品《蚁人2》,首周全球票房1.61亿美元。这意味着,目前全世界最强势的漫威影业出品的电影,第一次没有在当周开画时拿到全球首周票房冠军。

一部社会写实电影,为何能够打败那些看上去更加商业的商业片,改写中国电影史?

  中国社会写实片的商业化变奏

用“现实主义”来界定《药神》有点大而无当,不够精准,姑且称之为“社会写实片”。《药神》之前,中国电影有这样的题材,但没有这样的作品。社会写实电 影,在中国一般多会处理为苦大仇深、拒人千里之外的艺术片。它们要么因为批判现实主义的风格,难以过审,如《天注定》《盲井》;要么因为缺乏有效的娱乐 性,曲不高和也寡,如《老兽》《嘉年华》。

过去十年,真正能和《药神》类比的,是陈可辛执导的两部现实题材电影:《中国合伙人》和《亲爱的》。《中国合伙人》是人物传记片,《药神》前半部分“创业史”的篇幅,显然受到其一些影响;《亲爱的》是社会问题片,社会边缘人群抱团取暖,在《药神》中也能看到。

陈可辛的这两部电影,在当时的市场都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对于社会现实类电影创作确实是不小的鼓舞,但是它依旧没法和《药神》“国民电影”的盛况相比。 《中国合伙人》和《亲爱的》的成功,既源于编剧对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精准把握,也和陈可辛创作过程中长期对市场的“算计”密不可分。

《亲爱的》之后,体育传记片《李娜》难产,大众向的社会写实片再没出现。

另外一部能够和《药神》对照的电影是冯小刚执导的《我不是潘金莲》。两部电影都涉及到一些社会议题,《药神》关注民生,《我不是潘金莲》聚焦法治,但在表 达形式上却千差万别。《药神》刻意降低传播障碍,旨在让观众与主人公产生共鸣;而《我不是潘金莲》则通过圆方画幅制造陌生化观影效果,女主人公李雪莲的人 设也很难让观众产生同情。

事实上,不管是原著还是电影,李雪莲上访只是一个引子,由此引发的官场食物链运作逻辑才是作品要突出的要点。不管是表现形式,还是表达主题,《我不是潘金莲》都比较“反商业”,它基本上是冯小刚消耗着自己拍商业片攒下的观众缘去做的一次创作试验。

真正渗透到《药神》基因里的,其实是韩国、印度市场大卖的社会问题片。

社会写实片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主场优势

因为原型人物经历类似,《我不是药神》一直被称为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这是一部奥斯卡获奖影片,如果真按照奥斯卡的趣味来拍,《药神》很可能像 《嘉年华》一样很快在市场销声匿迹。赔钱赚吆喝,去拍一部小众的文艺片,这也不是浸淫商业类型片多年的宁浩、徐峥两位监制的风格。

“一开始这个剧本是文艺的,从题材上来讲就是一个文艺片,就是一个社会性很多、但是娱乐基本上没有的一个电影,我执意要把它从一个文艺电影做成《辩护 人》。”根据媒体对导演文牧野的采访,《我不是药神》一开始对标的就是韩国的《辩护人》,这一点从那张“伪喜剧”的海报上能看出端倪。

《辩护人》代表了某一类韩国电影,如《素媛》《熔炉》《出租车司机》等,它们经常以某一社会事件为切入点,痛陈社会积弊,呼唤做出改变。同处于东亚大陆, 相似的社会文化习惯,让中国观众习惯透过“镜中我”来审视自己,通过互联网传播,这些韩国电影在中国赢得了不少泪水和声誉。

《摔跤吧!爸爸》和《神秘巨星》这两部阿米尔·汗主演的卖座片,让印度电影真正打开了中国市场。事实上,阿米尔·汗在中国走红的影片都属于“社会问题 片”:《三傻大闹宝莱坞》说的是教育问题,《我的个神啊》则聚焦“印巴分治”和宗教问题,《摔跤吧!爸爸》和《神秘巨星》则关注男女平权,呼吁女性独立。

除了《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去年到现在引进中国的印度电影还有《小萝莉的神猴大叔》《起跑线》《厕所英雄》,“社会问题片”成为中国市场印度电影 的标签。如果说,韩国社会写实片是《我不是药神》诞生的催化剂,那么印度社会问题片轮番上映,真正培育了这种题材的中国市场。天时、地利、人和,《药神》 不火,天理难容。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为何社会写实片在欧美主流商业市场毫无地位,但却在亚洲的印度、韩国、中国成功跻身第一梯队?众所周知,幻想类题材——科幻、奇幻、魔 幻才是好莱坞电影工业的主旋律。而以《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朱诺》《聚焦》《永不妥协》为代表的美式社会问题片,票房表现都很一般。

《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这个问题也很简单。作为发达国家,美国早已完成社会转型,那种个人与社会激烈冲撞的故事不会在全社会范围内获得共鸣,遵循的是一种分众化的传播。

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这种转型之痛可以最大范围引起全社会共鸣,遵循大众传播逻辑,虽然社会题材娱乐性较低,依然很容易成为商业电影的素材。

以韩国为例,从热门话题性电影的取材来看,“日据”“韩战”“民主化”是韩国社会的三大痛点,很容易出爆款,比如《暗杀》《国际市场》《出租车司机》。相 反,科幻电影因为较高的投资成本,在韩国国内市场很难回本,尽管代表电影工业的尖端,也鲜有尝试。奉俊昊拍的《雪国列车》《玉子》都是借助好莱坞资本完成 的。

“伊朗模式”VS“印度模式”:什么是好电影?

任何社会转型、大变革时期都是艺术的黄金时代。中国正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急剧的社会变迁使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家庭关系都处在不断调整中,人们的 价值观、心理状态都在转型中动荡、变化,现实生活本身提供了比任何戏剧都更富戏剧性的素材,也提供了比任何故事更具故事性的传奇。

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而言,本土体验一直都是对抗好莱坞大片的奇药。《战狼2》如果仅仅只是学到了好莱坞军事动作片的“花拳绣腿”,没有进行“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式的“强国梦”植入,也很难卖到56亿。

因为特殊的历史和发展阶段,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社会议题和西方发达国家很不一样。同样是体育题材,英国片《飞鹰艾迪》讲的是“挑战自己、重在参与”的体育精神,而印度片《摔跤吧!爸爸》则把个人梦想和国家荣誉捆绑在一起。

同样的“仿制药”故事,《药神》和《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在处理上也有不少微妙区别,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审查原因。

和印度电影类似,伊朗电影经常被拉来给中国电影上一课:伊朗电影审查比中国严苛多了,但还是拍出好电影,中国电影人就不要再拿审查说事了……所谓的伊朗 “好电影”,一般指的是在欧洲电影节获奖,近来特指阿斯哈·法哈蒂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作品:《一次别离》和《推销员》。

伊朗模式vs印度模式

伊朗模式vs印度模式

究竟什么才是好电影?在欧洲三大电影节拿奖还是在国内取得好票房?伊朗电影代表了第一种模式,“为艺术而艺术”,与世界接轨;印度电影则代表了另外一种模式:“文以载道”,文艺要参与社会变革,稳扎本土。这其实代表了第三世界国家严肃创作的两条道路。

我个人更倾向于“印度模式”,它对中国现阶段更具参考意义。伊朗电影虽然在世界电影节经常获奖,但是伊朗没有电影产业,伊朗普通民众很难看到这些艺术片。而伊朗电影的“文化输出”,仅仅是给欧洲中产阶级的文化餐桌,提供一道小的甜点而已。

反观印度电影,即便是阿米尔·汗主演,也很少在世界上拿过重要奖项。其实道理也很简单,这些电影大多为“通俗情节剧”,尽量不给普通观众设置障碍。以《摔 跤吧!爸爸》为例,从头到尾都是线性叙事,只有一两个闪回镜头,一点不炫技。这种“朴素”也就意味着艺术上没有多大创新。

好莱坞定义了很多类型片,其他国家只能围着它打转,社会写实片是电影工业普遍性之外的特殊性,在市场上难以取代。《药神》的成功,表明社会写实片除了能够拿奖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商业化的可能性,而通过更大范围地传播,艺术作品也能够产生积极的社会价值。

新闻标题: 药神》迈向40亿!社会写实片突然能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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